㈠ 为什么增加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消费升级也随之呈现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第一个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中国从农业大国过渡到初步工业化国家。1978全国工农业总产值5869亿元。中国依靠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起了工业体系的基础框架，奠定了汽车、造船、飞机、航天及核工业发展基础。1953年-1978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增长了6.26倍和3.53倍，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34％上升到62％。
如果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分析，1978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只有205美元，但制造业比重却高达31%，这比人均GDP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甚至比人均GDP12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还高近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是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以极高的代价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准的。这个代价就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此阶段，是非常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国家基本包揽了城市居民所有的生活消费，全体中国人都过着整齐划一的“票证”生活（或者叫准配给制生活）。当时人们省吃俭用追求的家庭财富梦想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也就是俗称的“老三件”。“老三件”的消费量级基本上是“100元”左右。这一阶段属于“供给决定型”，即百姓的消费需求受限于整个社会能够供给的产品种类、数量的刚性制约，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个阶段：1979—2000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20年中国从初步工业化国家过渡到新型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从6175亿元上升到89404亿元。消费需求的急剧扩张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国居民消费史上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特别是居民选择偏好的变化来判断，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此之前可以称为消费数量的扩张阶段；此后则是消费质量的提升阶段。
在数量扩张阶段，居民消费的基本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因此，人们几乎对所有品类的必需品都有着强烈的需求，集中表现为在原有消费结构下进行平面型的数量扩张。
居民的消费扩张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的转轨和结构性调整。其中比较突出的事实，一是恩格尔系数由0.56上升到0.59；二是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65％上升到70％；三是受需求拉动的强烈影响，农业和轻工业产值份额分别由22％和26％上升到25％和27％。此外，居民储蓄率由3％上升到12％，居民储蓄份额，即居民储蓄占社会总储蓄的比重由9.6％上升到21.4％。这表明：
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积蓄的潜能，特别是必需品生产方面所积蓄的潜能，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并由此带来了发展模式的全面转轨；第二，中国开始从重视国家积累走向“藏富于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得到公正的待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拟合度”最好的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足以令人自豪的黄金时代。
1984年以后，我国居民开始进入以追求消费质量、档次为中心内容的质量充实阶段。这一阶段以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为特征，2000年，恩格尔系数降至39.2%。正是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选择真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它不仅摆脱了传统体制强加的行政性约束，也摆脱了数量扩张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形成的生理性约束。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成为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带动作用，如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平均高达68％，90年代后，投资和外需增加很快，消费需求的作用下降，但消费需求依然举足轻重，平均达到55％。
这一阶段是中国居民向小康生活跃进的一个重要阶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大件”成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宠儿，消费量级已经上升到了“1000元”是第一阶段财富宠儿的10倍，这也意味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增加了10倍。
第三个阶段：2001—2020年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为负带动，消费重新成为最为关键的带动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与意大利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率)将不断上升，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
2000年上海因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而引人瞩目。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计算，上海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城市。2002年4月份，上海一家报纸公布了对该市家庭收入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分析：1％的居民“很富有”，年收入超过12万元；5％的居民比较富裕，年收入为5万～12万元；71％的居民属于“小康”，年收入接近5万元。上海市提出今后五年人均GDP要达到75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将达到10万元。北京在2002年3月的调查结果是，城镇居民家庭资产总值户均达到47.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到13.2万元）。
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的消费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零点调查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类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
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收入所增加的消费，等于消费增量／收入增量）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国家统计局预测，如中等收入群体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20年后就可达到38%。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20年后中等收入者个人的年收入水平大体应在5万-8万元，个人金融资产应在30万元以上，恩格尔系数降至25%左右。
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在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开支绝对量增长,投资类消费(保险、住房储蓄、债券、股票)比重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
㈡ 保险对经济的有什么促进作用
保险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的最大作用在于稳定器。分散和转移了风险，减少和避免了可能的经济损失，稳定了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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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有人说，经济越差，保险行情越好。首先，香江君不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简单来说，保险业的发展，应该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只有人民生活水平上来了，有充裕的资金了，才会慢慢买保险，作保障，然后利用保险工具进行理财，更好的规划自己。
今天，香江君想先谈一下大背景下，我对于未来保险业发展的一点思考。
一个是最近A股的救市，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值可能的一个回落。这俩呢，被称为我们国家在特殊国情下，过往超发人民币的两大“蓄水池”，现在呢，这俩蓄水池有缩水的危险了，超发的人民币流出来，自然而然商品流通领域的资金就增多了，所以，物价就有上涨的一个风险。
对于老百姓常见的投资来说，可能对于跌跌不休的股市不会报太大期望了，尽管春天慢慢的会到来，可是我们需要渡过冬天呀，今天还看见黄奇帆老师在那说，需要一些改革，中国股市的春天才会到来，第二点就提到了建议要以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保险基金作为资本市场机构投资的源头活水和长期投资。。
债券市场呢，虽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们的违约，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频繁的违约，地方债城投债的问题，对于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保险公司而言，可不是什么好事，会影响保险公司以及再保险公司的信用利差风险，影响其利润板块里的投资利润。
P2P本来是好东西，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闲置资金，达成交易的好地方，但是监管的错配，国人的赌性，让一些人失去了对它的信用。
房地产，刚才我说了，目前，大家都很比较谨慎一些了，尤其是二线以下的城市。
在投资理财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里，还有重要的一块儿，那就是保险了。整体来说，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保险业的前景都是光明的，道路又是曲折的。无论是产品创新，保险科技的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中产群体的扩大，还是民众保障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些都是行业发展的利好。但我们也看到，还是存在行业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社会上对保险仍然有偏见，险资运用受到渠道险资，监管太严格（尤其互联网保险）等等问题。有朋友跟我探讨过互联网保险的前景，我的看法是：互联网保险，是一种产品创新，能够满足一部分群体的需求，比如带病投保的这种逆选择，因为各位看客可以想象一下，互联网产品，比如消费型重疾险，它可能就是问客户有没有住过院，然后就直接可以买了，这样的一种保险，对于非健康标的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意味着这样就可以免掉人工核保的环节了，这样呢，只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健康标的的利益受损，保险公司的承保压力增大，赔付率上升，利润率下降，10几年20年以后，真正赔付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一哭二闹三上吊”，才会获得赔偿呢？我想，这都是大家会注意到的问题。
至于最近刚出现的“相互保”，挺不错的，它是保险最初的一种形式：大家分摊生病的风险。和消费型重疾险类似，它也是沉没式的支出，但它只是通过芝麻信用分来筛选人群。。可能有朋友会质疑我了，不是芝麻信用650以上，免费加入吗？恩是的，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具体的条文呢，现在网上有不少精算师预计，每个加入的人的支出大概在600-800人民币左右，而且40岁以后，保额只有10万了。试问一句，在人生发病率最高的中老年时期，这款“保险”的保额居然还下降了，很明显蚂蚁金服的保险事业群总裁也说了，“相互保”并不能替代重疾险，它可以作为重疾险的一个补充，因为如果成本上升，大家是可以选择随时退出的
㈣ 如何培育消费需求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一定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有所降低。虽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高于世界平均24%的水平，但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的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得消费与投资之间出现不协调。从国内消费领域自身情况看，消费结构性矛盾比较明显，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强，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为经济发展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二是工业化进程加快，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三是城镇化加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内需空间。不过，要使这些有利条件真正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积极因素，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要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总之，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与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换代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改变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不协调状况；通过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通过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居民消费率的稳步提高。
二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应围绕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着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方面，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合理控制投资规模，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推进各方面体制创新，深化财税、价格、投资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促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水平。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工作，有效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坚决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要统筹安排对内对外经济工作，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
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求我们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推进“一村一品”，实现增值增效。要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要着眼兴县富民，着力培育产业支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企业和要素集聚，改善金融服务，增强县级管理能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从财政、金融、税收和公共品投入等方面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
二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就业是民生之本。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就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新行业、新产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岗位。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政策，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容量。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
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作用。要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要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要提高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要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要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分配关系，有利于增加广大劳动者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要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㈤ 为什么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看问题要透彻，国家鼓励消费，人们消费了这样商家就会盈利，那么商家的工人就会更累，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应的有所提高，商家想赚更多的钱，就会提高进货量，那么供应商就会提高产出量，供应商的工人就会更累，他们工资也会涨起来。供应商要提高产量就要提高对原材料的需求，这样原材料市场上的人就有钱赚了。
最后这些工人和商人都有钱了，就会再消费，再刺激经济成长。
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段时间，人们的消费欲望达到了拐点，不需要再买什么了，结果市场还继续高增长的生产产品，结果产品过剩，物资积压，就导致供大于求，就产生了通货紧缩，商家纷纷倒闭，人们纷纷失业，经济就陷入萧条，人们就不再敢像以前那样消费，就开始存钱了。
“肉烂在锅里”我完全不同意
只要将钱投入到市场中，市场里就会有人利用这些钱再去创造价值，也就是俗话说的“钱生钱”
“货币总量不变”
没错，中国的货币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可是你要知道，真正流通的“通货”--货币只占总量一小部分，剩下的都在银行机构里存着呢。
㈥ 运用所学保险知识 谈谈应如何利用保险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请内行人士指点一二，跪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在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并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充分认识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利于拓宽保险发展空间，使保险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险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促进经济发展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要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它的健康稳定发展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由其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实现的：
其一是通过风险集散和经济补偿，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保驾护航。表现在：一是帮助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为商业贸易活动转移风险，推动商品的消费和流通；三是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推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减少因风险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
其二是通过对收取保费积聚起来的庞大保险基金进行科学高效的运用，可以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为经济建设提供长期资金的融通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资本市场培育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改善资本市场的结构，而保险资金所具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模性的特点，也使其成为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的最稳健的力量，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高效、稳健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此外，保险业本身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是经济金融健康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从保险的基本保障职能看，保险通过帮助受灾家庭恢复原有的生活条件；减轻伤、残、病、老、死等事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对民事赔偿责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减少经济纠纷等方面，能够满足人民多样化的保险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关联性和不确定性对保险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广的要求，要求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广层面分担社会管理的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现阶段而言，保险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应当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分担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趋势，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阶段推进的广覆盖、社会化和可持续的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构筑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就必须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加以补充。商业保险作为我国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社会保障尚未覆盖的人口群体，如农村人口及大量没有社会保险的城镇人口中，甚至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替代工具发挥主导性的保障作用。大力发展商业性养老、健康保险有利于减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负担，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险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产品开发、投资管理、客户服务以及精算、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担社会风险管理的职责，提高社会防灾防损和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灾防损中，保险人作为专业风险管理者，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经验，而且可以通过承保时的危险调查分析、承保期内的危险检查督促、以保险费率这一价格杠杆调动企业防灾防损积极性等措施，增强整个社会防灾减损的能力，尽可能减少保险赔款的支出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二，则是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以非典、9.11恐怖袭击、美加大停电等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缘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异，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灾害事故将呈日益复杂与巨型多样化趋势，已经对人类社会应对突发性巨灾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政府应承担并负责提供有关公众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给，但政府限于财力，同时又受制于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投入总是有限。因而，强化现代保险业在这其中的功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考虑到各种巨灾等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涉及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公众责任、第三者责任以及针对意外或突发事件导致的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等方面，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提供产品丰富的多种可能的保险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于保险兼具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保险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研究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还必须认识两个问题：
一是要正确认识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则是商业保险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险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一枝独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能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如果二者发展不协调，在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抑制有效的保险需求，影响保险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健发展。因此，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与保险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险业的经营目标只有顺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强，并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互动。
二是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主要靠保险业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其中政府决策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顺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响到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基本社会保障的深度、广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关系到商业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带有外部性），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无法完全凭借市场力量自动形成，政府必须在社会发展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环境、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入等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确清晰的“度”的界定。这是因为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并且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本社会保障，由于是和个人对社会贡献无直接关联的“均值化”服务，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提供不足固然影响社会稳定，但过度提供则一是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挫伤就业积极性，三是对商业保险等市场力量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职能定位是否明确，决策支持是否到位，影响到保险业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和运作空间，最终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加快保险业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责任等保险产品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保险还没有渗透到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足是制约保险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须从服务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险业发展，尽快做大做强，才能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树立正确发展观。保险业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改变多年来走的重规模、轻效益，重保费、轻管理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费增长速度的指导思想，树立和贯彻“速度、结构、质量、效益” 统一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切实担负起“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实施进取性战略。在我国保险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加快国内保险业的改革调整，解决我国保险业体制与结构矛盾；分多层次——国际保险（金融）集团、“专、精、特、新”的专业性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以及兼业代理机构等——丰富保险市场主体结构，鼓励公平有序竞争，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开展兼并收购等形式的国际化资本运营，快速增强实力；将市场领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保险公司制度创新、保险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增强统一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加快创新，为保险作用的充分发挥注入活力。认真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探索保险投融资体制创新，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险风险资产证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广范的范围内寻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与危险损失分散化的融资与转移机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实现经营方式的差异化与管理方式的精细化，推动保险经营与管理升级；密切关注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开发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保险需求；提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把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防范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则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作为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幼稚产业，我国的保险业必须加快发展，才能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应对入世挑战，才能够解决保险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改革现有保险市场的宏观制度安排和微观运行机制中的落后因素，为保险业发展扫清障碍。与此同时，保险业长期发展中埋藏了不少风险隐患，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的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因而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必须密切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促进保险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不能以牺牲保险市场的效率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不让经营失败的机构退出市场。
为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稳定，当前亟需确立两个制度安排：一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实现科学监管，从最终意义上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增强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着眼于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减轻机构退出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处置成本、从整体上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公司稳健经营，促使投保人审慎选择；又有利于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防止因个别机构经营失败引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五）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利益与责任并不总是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保险业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现阶段经营管理基础和风险管控能力薄弱，外部体制、政策、法制、信用环境尚未理顺，以及市场竞争不规范，在某些社会管理功能强、群众迫切需要的险种，如责任险、健康险、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等业务经营中，必然面临经营风险加大甚至无利可图等难题，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敢开展或业务量萎缩甚至退出市场等现象，不利于保险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拓展新业务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保险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消极等待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好转才经营，而要积极作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加强和有关部门、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拓市场、发展业务；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通过科学设计产品、加强风险管控和提供优质服务出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六）争取政策扶持，理顺外部环境。目前，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政策和制度瓶颈的制约，如医疗、养老等体制改革尚不到位，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保经办机构的利益冲突没有消除；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环境不完善等。从国外经验看，商业保险要在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事业中发挥作用，离不开政策扶持。政府要通过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确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主体资格；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推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为保险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㈦ 怎样利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过度消费无助于扩大消费需求
目前，我国过度消费现象也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过度消费，就是指少数人的挥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桌的餐，有人常吃，挥金如土。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个别人为了斗富，甚至用百元钞票去点烟，或者烧钞票比赛。
这种过度消费，有没有扩大内需的作用？十分有限，或者说没有。
第一，挥霍性消费只是少数人的高消费，并不能完整体现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第ⅱ部类再生产的时候，曾论述了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与奢侈品生产的关系问题。指出，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在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1975年版，第457页）。这就是说，两个分部类的分割影响到生产是以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为主，还是以奢侈品的生产为主的问题，从而决定生产的总形态是以必要消费资料生产为主还是奢侈品的生产为主。不用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生产目的不能是后者，而只能是前者，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如此。我国的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广大老百姓，社会生产目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消费生活需要。高档消费所刺激的是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符。如果只是少数人的高消费，底层居民的消费并没有扩大，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没有实现。
第二，过度消费是对资源的浪费，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对于经济发展和消费需要来说，资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稀缺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让有限的资源首先去解决那些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才能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上文提到，我国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要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尤其有必要用好资源，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过度消费导致资源的大量被少数人无效耗费，势必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形成社会资源占用与受益的不公平。
第三，过度消费反映发展的不经济。过度消费本身并不是孤立的，是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在消费领域的反映。比如公款消费就是典型之一，其中又不贬黑色消费、灰色消费、黄
色消费。还有那些滥砍、滥伐、滥捕、滥排，导致资源受损，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另外，还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重复建设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生产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原材料的消耗、能源的消耗、活劳动的不当过度消耗；豆腐渣工程大量浪费社会财富；生产中疏于管理造成的“跑、冒、滴、漏”资源的浪费等。以上现象不仅不能扩大消费需求，相反，是对经济的破坏，必须坚决加以制止的。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教授，消费经济研究专家）
㈧ 保险业在哪些方面促进我市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保险业自身所创造的价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当年gdp数据、保险业收入数据；
二是保险业保费收入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数据；gdp增长率、保费收入增长率；
三是赔付数据，说明表现的风险转移和经济补偿作用；
四是保险业融资功能相关数据；
五是出口信用保险数据，对进出口的影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