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比较

Ⅰ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外的区别

社会保障一词源于英文Social Security,本意为社会安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社会保障一词曾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其基本内容、性质、目的、宗旨却大体相同。现代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安全网络的形式出现，起到安定社会生活的作用。我国根据发达国家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设计，结合我国实施社会保障的实践，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尚存在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统筹层次低的问题。
我国的保障体系缺陷：

管理体制分割。城乡医疗保险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制度、机制间缺乏衔接和协调，存在重复参保和政府重复补贴、机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不一，征收机构由省级政府各自确定，导致社会保险管理环节脱节。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仍不高，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与社会保险之间需要统筹安排和搞好衔接。
待遇差别较大。城乡间、不同群体间社会保障待遇差距仍然较大，不同群体内部和之间相互攀比，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基金长期平衡及保值增值压力大。社会保险基金收大于支。但据测算，到2050年我国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影响巨大，将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逐步扩大，制度运行有隐患。结余积累的社会保险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投资渠道窄，保值增值困难。
管理服务体系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人群的快速扩大，特别是向农村的延伸，基础建设薄弱、人员配备不足、能力建设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Ⅱ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有哪几种各自的特点以及优缺点是什么

一、现收现付式

这种筹资模式适用于大部分社会保障计划，要求以近期内横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筹集基金。该筹资模式的特点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群体间进行转移支付。

现收现付式的优点其优点是：

计算方便、操作简单；费率调整及时、灵活，利于保持收支平衡；有利于体现社会保障的互助互利的功能；没有或较少基金沉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基金贬值风险。

现收现付式的缺点是：

不同群体间的转移支付会使不同时期加入保障计划的人员的供款和收益失衡；由于当期收入当期支出没有资金积累，不利于促进储蓄和资金市场的发育；在社会经济风险事故严重情况下，保障金支付压力的增大会使收支平衡难以实现，从而动摇整个制度的维持和发展。

二、完全积累式

这种筹资模式比较适用于养老保险计划、住房公积金计划、教育投资计划等。要求以远期纵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筹集基金。这种筹资模式的特点是 储蓄积累，即现时筹资为将来之用，资金沉淀形成基金。

完全积累式的优点其优点是：

在科学预测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收费率实现的基金积累，能化解社会经济风险事故加剧时所带来的不断上涨的社会保险金的支付压力；因不存在不同群体间的转移支付，所以避免了由此引起的许多矛盾冲突；积累的资金通过合理的投资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采用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增强了投保主体的社会保险意识，避免了漏逃缴费现象的发生。

完全积累式的缺点是：

数额巨大的积累基金投资增值的压力大；受工资、物价变动等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积累基金贬值的风险大；采用个人账户式的自助方式，缺乏社会互助性，再分配功能弱化；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化的难度大初期的缴费负担过重；对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规范程度要求高，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做到。

三、部分积累模式

这是一种把近期横向收支平衡原则与远期纵向收支平衡原则结合起来的筹资模式，也比较适用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计划。这种筹资模式的特点是不同主体间的转移支付与自身收入延期支付并存。

部分积累式的优点：

其优点是所筹措资金既为原制度中的受益人提供保障，又为新制度中的投保人积累了将来的保障基金；相对于现收现付制的无基金积累而言，部分积累制有了资金的沉淀积累，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完全积累制庞大积累基金而言，部分积累制基金增幅较慢，数额较少，基金的投资风险和贬值压力相对也小了许多。

部分积累式的缺点是：

由于处于新老制度的交替转轨中，在职职工要承担为原制度受益人的现时保障待遇供款和为自己将来保障待遇筹款的双重负担，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压力较大。

(2)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比较扩展阅读：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实施部分积累制，即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综合。按照有关规定，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是由地方税务部门或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采用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进行筹集的，这对不同的征收形式下筹集基金时以不同的账户设置及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主要包括收入户和财政专户两个账户，前者由经办机构管理，后者由地方财政部门管理。实行经办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经办机构开设收入户暂存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收入及由此形成的利息收入等，并定期或定额转入财政专户；实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不设收入户，缴费收入直接存入财政专户。

就筹资而言，财政专户的主要用途是接受税务机关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和接受财政部门拨付的财政补贴收入。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实施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社会统筹实行现收现付制，用于支付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但由于该部分人没有个人积累，所以社会统筹资金在弥补这一部分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部分缺口也越来越大，社会统筹资金收不抵支，侵占了个人账户的资金，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从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Ⅲ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我也不知道你需要具体的哪一方面我就简单的说说
深化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论思考
前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理论界和政策层面一些人士各种议论纷纷,包括主张再来一次颠覆性改革的,包括只要济贫制度而不要社会保险的,以及要求回复到现收现付模式的,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在2000年曾先后参与在中南海、钓鱼台等地方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内部座谈会,并就国务院今年颁发的新的改革方案较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作者是主张在现行框架下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方案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现将作者的部分发言加以整理并公开发表出来。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从经济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层面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纵观世界,可以发现,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几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不是最早出现在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是出现在较为薄弱的德意志?为什么在一些福利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同时,亦还有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却在继续强化并保持着福利国家模式的健康发展?为什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大国,却还有4000万人口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中国却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为什么许多西方国家学者或国际组织在建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采用智利模式的同时,却根本不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这种完全由个人负责的制度?等等。对此,唯一的解释便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乃至修订,均要接受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依赖单一因素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不会是最优决策,大多将注定要遭遇失败的命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对处于渐进改革、综合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事业进程中,就必然需要综合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并在推进中确保求稳、求妥、不留后遗症。
有必要坚持在现行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基本取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会保障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这种制度自产生发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连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改革以来已经遇到了信誉危机,这种信誉危机起因于社会保障网的残缺、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待遇的无法全部兑现,以及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舆论渲染;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居民对政府信用的怀疑和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信心不足,而维护社会保障的信誉、政府的信用和重振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均需要保持改革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其次,社会保障改革以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与方针,既考虑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又较好地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从而是值得肯定的,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历史因素及其他现实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当前应当讨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消化历史包袱,改善制约新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等等,而不是放弃正在改革中得到确立的新制度框架。再次,维护现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既不可能重走由政府完全直接负责的现收现付制老路,也不可能走个人完全积累的极端激进型道路,而中间道路却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坚持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应当在现有基本框架下进行,但现有框架仍然需要完善。
需要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建立这种制度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受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在我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约,但自身却必须是公平优先,在此基础上兼顾效率(这里的效率是指社会保障自身的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是“平均主义”与“大锅饭”盛行,需要矫枉过正;那么,经过20年来的发展,情况又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收入分配不公已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既不能为了公平而放弃效率,也不能对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视而不见;社会保障改革应当有利于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改革的推进不能将职工对改革的热情变成对改革的憎恨。针对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它很自然地应当包括开辟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尽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广覆盖、适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中的份额、建立完整的对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在确定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监控有力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持渐进改革。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影响,在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设中,既要避免构成政府的沉重负担,也不能对家庭或个人构成巨大压力,在整个社会并未像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智利等发生剧变的条件下,社会保障改革不能走向极端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理性的思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责任共担、水平适度、有效监控的新型制度;理性的策略则是不能急于求成,而是同样需要渐进式地推进。例如,计划经济几十年造成的中老年职工养老金欠帐,就绝对不是现在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可以偿还的,任何寄希望于一代人或一届政府完成这样巨大的还帐任务,不论采用何种手段,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行不通的。因此,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帐,促进新制度的最终确立,或许是一条最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选择;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帐户,而对此前的欠帐仍然采取现收现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进入新制度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完全现收现付者自然减少,只不过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偿还历史巨额债务却不会构成现时的巨大压力,我们仍然会沿着改革中确定的既有目标前进。
在改革策略上宜采取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官民结合、统放结合、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我的这些观点其实早已在多个场合阐述过,但仍有重复的必要,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中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采取将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例如,强调多层次与多元化相结合,并将多元制度安排作为必要的过渡,将能够解决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从而既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改革目标的路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强调官与民相结合,是基于责任共担的改革方向,充分调动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如在企事业单位自愿基础上建立补充保险制度,大力发展慈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并对慈善事业给予直接的税收优惠等,均可以不断壮大民间力量,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强调统与放相结合,就是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事权进行明确划分,实现中央统一决策与分级负责相结合,最好是在人大立法中对此予以明确,在层次上应当实行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由立法规范,中央则统一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及重大灾害的救济等少数社会保障项目,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则应当下放,由地方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职责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协调推进,将使社会保障改革进展顺利。强调强制性制度安排与发挥市场及家庭或个人作用相结合,是在不损害受保障群体的利益的条件下,对能够由市场替代的尽量由市场提供,可以由家庭提供的应当鼓励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提供(如老年人的家庭扶养问题等)。在此,尤其需要始终维护家庭保障的基础作用,如哺幼养老既是我国传统伦常所要求的基本道德,更是我国《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现行法律所明确规范的,因此,国家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时应当与这些法律相衔接,并促使获得双重效果。
关于费改税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分层次来考虑:一方面,我赞同开辟新的税收渠道或者将原来的有关税种收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非慈善性捐赠税乃至特别消费税或其他附加税,这些税收都属于收入分配调节范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属于恰到好处,从而值得决策层采纳;另一方面,我对目前讨论得更多的社会保险费改税问题却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即社会保险费改税应当缓行,因为这种改变不利于控制国家财政的责任,亦并不能真正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具体理由包括:一是征税与征费的强制性强弱,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的立法,即社会保险法与税法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种寄希望于通过征税来解决征缴难问题的人至少是对社会保险费、税在世界上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同等强制性不了解;二是费、税之争不是简单的筹资手段之争,而是必然涉及到采取何种制度模式的问题,国际上凡采取完全积累或个人帐户的国家,都是采取征费方式而非征税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而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则既有征税的也有征费的,因为税收的公共性质与个人帐户或完全积累的私人性质是不相容的;三是费改税后,社会保险制度的刚性加上税收的刚性,将促使现收现付制得以恢复并被强化,它虽然能够缓和现阶段的基金支付危机,却给国家财政的长期负担埋下了隐患,国家财政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年化加速度进行的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都具有不宜性;四是费改税后,国家财政将由后台走向前台,国家从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间接责任主体变成直接责任主体,财政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合二为一,既不符合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的国际趋势,也不利于有效控制社会保险支出膨胀的风险,从而可能构成对国家财政正常运行的新的压力源;五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财务机制并不相同,所要求的统筹层次也不一样,费改税还将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这些技术难题绝对不容小视,它将决定这种改革的效果不会像主张费改税的人士所期望的那样。因此,社会保险费改税并不必然改变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困难,其强制征收、专款专用、追求周期自我平衡的特征,决定了国家不能将其与其他收费等同视之,与其在费、税之间费力争论,不如加快社会保险立法,多花功夫扩大覆盖面,同时完善基金筹集与管理机制,强化监控。
关于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的结合。在讨论社会保障改革时,我认为还不能只讨论经济保障问题,还需要同时讨论服务保障问题,因为经济保障事实上需要服务保障配套。如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需要服务系统,失业工人的培训需要职业培训系统,医疗保险的落实需要医疗服务系统;即使是能够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也呈现出对养老院的需求增长的趋势,而服务保障还能够在某种

程度上改善经济保障并补充经济保障的不足。因此,应当将服务保障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主张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会化服务系统为主导,辅之以各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现阶段尤其应当强化社区服务系统,理顺社会化服务系统,大力改造单位内部的服务系统,它对于促进经济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缓和失业问题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养老保险。一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需要继续完善,在坚持统帐结合的原则下调整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的结构为必要举措,我认为应当增大统筹部分的比例,缩小个人帐户的规模,以便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互济功能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同时,主张在调小个人帐户的基础上,明确划出责任起讫时间,逐步填实个人帐户。二是对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宜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以避免制度分异激化阶层冲突、增加运行成本;但从有利于将社会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出发,亦应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再行建立补充待遇,根据职级高低、在国家机关服务年限长短、正常离退职与非正常离退职等情形实行一次性补偿;但若短期内无法统一认识,则可以延后再研究,目的即是不要因此影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定型。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因为农民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需求是客观的,尤其是已经非农化或正在非农化的具有乡村户口的职工对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障等)的需求,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阶段一些富裕乡村对村民福利采取全部包下来的做法和一些贫困地区连“五保户”的生存也出现了困难的极端情形,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等处于失控状态,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其后果同样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建议采取区域推进策略,而不宜全国展开,选择自东向西、自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逐步推进的策略,实行自我负责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策引导与政府适度介入相结合,通过乡村社会保障区域试点的示范,来规范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这将是一项并不需要太多成本却又能够消除重大社会风险的举措。
关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同样存在着完善的必要性。例如,补充保险制度急切需要明确监管部门,并由其负起制定规则并实施监管的责任,因为尽管补充保险应当且可以按照市场化来运营和管理,但在市场体制还未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监控先严后松仍然具有必要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应当尽快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为此需要尽快扩充失业保险基金,以便应付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失业保险金支付高峰;医疗保险急切需要建立以良好医德为基础的医生执业资格制度,并真正实现医务人员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推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需要摒弃歧视性色彩,同时将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如房产收入、存款收入、捐赠收入及其他收入等)纳入家庭收入统计范围,并尽可能地采取统一的现金或物质援助方式,防止多种补贴(如现金补贴、房租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粮油补贴、“送温暖”等)并存情形下造成贫困陷阱与失业陷阱,等等。
总之,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经过近2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存在着需要吸取的教训,目前又进入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为此,既需要加快推进改革步伐,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坚持在现有基本框架下加以完善的深化改革取向,无疑是避免造成混乱和给未来留下后遗症的正确取向。

Ⅳ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运行模式是

社会保险型模式也称俾斯麦型社会保障模式，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保障模式。这种模式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社会保障费用由雇员、雇主和国家三方负担，主要以雇员和雇主承担为主，社会保障的给付与雇员的收入和社会保险缴费相联系。
在社会保险型模式中，主要以德国、美国等为代表。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特点[1]
1、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担负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三者互助共济。
2、强调了受保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要享有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就必须尽缴纳社会保险或进行劳动的义务。
3、更好的处理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机构进行管理。
社会保险型模式一般分析[2]

在西方国家中，能够与福利国家型模式相对应的是社会保险型保障模式。这种模式以为劳动者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为中心，并辅之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措施，以此来构建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的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其他社会保障模式相比，社会保险型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建立政府、雇主(企业)和雇员(个人)之间责任共担机制，实现风险保障的互助共济。
其二，强调受保障者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劳动者要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就必须尽交费或劳动的义务。
其三，以解除劳动者后顾之忧为其核心，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劳动者及其家属。其四，实行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相协调的机制，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并不只是强调社会公平，在某个时候可能更重视市场效率o
这种模式最早发源于悼斯麦时期的德国，因而又被称之为“悴斯麦模式”。随后在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美国、日本、荷兰、奥地利等国采取的都是这种社会保障模式。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劳动保险制度[3]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劳动保险制度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是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就并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单位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目标是以劳动者为核心，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使社会成员在疾病、失业、年老、伤残以及由于婚姻关系、生育或死亡而需要特别援助的情况下得到经济补偿和保障。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劳动保险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以劳动者为核心。即劳动保险制度面向劳动者，且主要是工薪劳动者，围绕着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风险设置保险项目，并用以保障劳动者在遭遇这些事件时的基本生活。在某些情形下，劳动保险制度还通过劳动者惠及其家庭成员。
2．责任分担。劳动保险强调雇主与劳动者个人分担劳动保险缴费责任，，国家财政给予适当支持，从而是一种风险共担和责任分担的社会保障机制。
3．权利与义务有机结合。劳动保险强调劳动者享受劳动保险的权利与缴纳劳动保险费的义务相联系，劳动者享有的劳动保险待遇水平亦常常与缴纳劳动保险费的多少和个人收人情况相联系，不参加劳动保险或者未缴纳劳动保险费是不能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
4．互助共济。雇主与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劳动保险费形成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劳动保险基金，当劳动者遭遇保险事件时，享受相应的劳动保险待遇，劳动保险基金在受保成员之间调剂使用，充分体现出互助互济、共担风险的原则。
5．现收现付。劳动保险基金的筹集以现收现付方式为主。
由此可见，社会保险型模式非常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强化责任分担意识，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亦体现了效率原则。不仅如此，劳动保险基金在社会成员之间统筹使用，符合风险管理中的大数法则，体现了劳动保险的互助互济宗旨。不过，采取现收现付方式筹集劳动保险基金时，保险费率受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就业比例的影响较大，难以应付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羌多余专付高峰，进而可能因基金积累不足而造成财务危机。因此，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

Ⅳ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模式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其核心是引进了个人账户储存基金制的机理，积累基金建筑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统筹互助调剂的机制。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大部分统筹调剂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费用，职工个人缴纳的全部保险费和单位缴纳统筹保险费的一部分一起进入职工个人账户。这种模式由于建立了养老金个人账户，具有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也保留了社会统筹互济的优点，集聚了个人账户储存基金制和现收现付社会统筹制两者的优点，防止和克服了两者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Ⅵ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优缺点

本文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现状、问题的分析，说明必须建立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方各自在资金筹集中的地位和责任，明确了各自应承担的方式和份额，以及对基金筹集的财政管理问题。

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杜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综观当今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一度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环节和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总体要求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因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模式筹集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前提和财力保证。

一、我国当前基金筹集的现状及问题

回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阶段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在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以劳动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阶段基金的筹集主要由国家和企业负担，职工个人不负担任何社会保障费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以后，我国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养老、失业、职工医疗等方面的暂行规定，并在全国陆续选定了若干城市作为试点，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全国性推广奠定基础。这一阶段在筹资方式上进行了一步步的改革，先后实施过多种筹资方案。后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办法，起步阶段以市县为统筹基本单位，参加统筹的企业采取“以支定收、现收现付”的办法。到1993年末，国有企业全部实现了市县级以上统筹；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达到1927个县；外商投资企业统筹达到800多个县。在此基础上，国家又决定逐步提高各地社会统筹的层次，从市县级统筹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由此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和筹措方式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金筹措模式已经渐渐解体，而另一方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筹资方式还刚刚起步，远未达到规范化、系统化的要求。这种新旧交替的现状导致了现阶段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并存的局面，出现了过渡阶段特有的特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虽然国家不再统揽一切社会保障经费的筹措，但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仍然很重。国家负担重除了因为由国家财政支撑的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继续由国家负担外，还因为国家目前还负担着一部分本应由三方共同分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如目前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实际上是由国家财政在负担；虽然在“两江”等地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公费医疗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依然没有实质性变化。企业在现阶段的负担仍然过重。据统计，到1993年末，全国共计有59万户各类所有制企业，8000多万职工和近2000万退休工人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分别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0％和退休人员的80％。但就费用的筹集来源而言，绝大部分由企业统筹，个人缴费率还不足1．5％。

其次，与国家和企业负担过重相联系，特别是由于企业负担过重，又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缴困难。有的地方强制性统筹甚至演变成了“友情”募集。以1993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情况为例，全国平均收缴率为86％，较往年下降7％一8％，有的市、县情况更为严重。基金收缴困难存在客观原因，当前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负担过重的社会保险费用实在难以承受，而在国家行政强制统筹收费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采取拖欠的办法。

第三，由于采取行政方式，按各地具体情况征收统筹基金，而统筹的范围层次以市县为主，省、地、县各种规格的均有，交纳统筹基金的比例和计算办法，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性质均存在差异，这导致出现一个突出问题，即各地各自为政，各地方财政和企业的负担水平极不平衡，从而社会保障的社会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降低了统筹基金分担社会风险的能力。

第四，基金多家负责筹集，管理体制不畅，基金筹集欠规范。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涉及到劳动、人事、卫生、民政、财政以及行业系统统筹部门和保险公司，特别是许多部门都错误地把养老保险视为一块肥肉，各争一块，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经办、标准各异、业务交叉的“多龙戏水”局面，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声誉。而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保障工作将逐步走向统一，这一问题也将相应得到解决。

可见，从克服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上的缺点，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渠道，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等诸多方面考虑，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以给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筹基金的筹资渠道

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国家、企业（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及劳动者个人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比例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并且通常是以国家立法形式明确下来的。

（一）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企业，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统收统支的，所以实际仍是财政负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社会保障社会化，要逐步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而今后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中的作用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扮演的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其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搞好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以疏通、理顺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为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稳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资金来源。另外，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在有关的经济政策方面如税收、利率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事业适度的优惠，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如：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规定，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要给予政策扶持，其扶持办法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

其次，要适度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政府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主要应该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因为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范畴，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公平的原则，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资金。而社区服务起始阶段也是由财政支撑兴办的项目。以上保障项目资金的筹集是国家财政要承担的主要部分。

除此之外，从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支持角度看，国家财政主要负担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社会保险支出的行政费用，这是因为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属于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开支理所当然应由财政支出。二是通过财政拨款弥补社会保险费用收支不足的部分，即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国家财政扮演着“最后出场”的角色，是社会保险的后盾。在社会保险基金的各个项目发生困难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要给予适当补贴。诚然．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应按照保险的原则，主要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均是这一方式。但社会保险一旦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财政必须给予补贴。因为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是不允许出现收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困难时。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政府所承担的上述社会保障基金份额是通过财政预算拨款的方式进行的。即通过国家预算的转移性支出项目来完成，其资金的来源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支出属于国家预算支出项目。在目前未设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所能拨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受到整个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但从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方式角度来说，应该明确国家财政究竟应承担多大的份额，给予哪些方面以最后补贴，并测算出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这对于克服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缺乏刚性、非规范化的缺点是大有帮助的。目前，我国有关专家认为国家财政应承担的份额．比例大约是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30％一40％（含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基金支出在内），如果是在这个比例之间，国家的负担应该说是有所减轻的。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说明，财政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并非仅仅指中央财政，也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在内，如失业救济发生困难即由地方财政予以补贴。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承担的是那些只能由国家财政支撑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国家只作为支持者、后盾的角色出现，主要还是依靠企业和职工个人。

（二）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基金筹集中的责任和义务

在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则下，劳动者所在经济单位（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险基金份额。根据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要求，我国要逐步采取由企业与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税）的办法，并实行养老、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社会保障费（税）将成为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

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险费，具体操作办法是；首先，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交纳社会保险费。然后，在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中提取一定比例，形成统筹基金，以体现社会保险的社会互助性质，职工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及企业为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的另一部分则记人职工个人帐户。其中，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实行个人帐户之前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或医疗费。个人帐户主要用于职工个人养老金或医疗费的支付。至于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具体比例各项基金有所不同：

1、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 1995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按照国务院推荐的两个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中的一个方案改革本地区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两个方案对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及基金的设立作了具体规定。各地按所选方案规定的比例迅速组织了基金筹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已有61．7万户企业、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总覆盖面约为1．2亿人。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020亿元。但两种方案的实施也导致出现了全国各地个人帐户比例、企业缴费比例、管理层次和待遇支付标准的不同，为此于1997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来各地按照新的统一的方案尽快实现并轨。方案重新规定企业和个人的承担比例。

新方案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人个人帐户的部分），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干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有条件的地区和工资增长较快的年份，个人缴费比例提高的速度应适当加快。同时规定，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随着个人缴费比例的提高，企业划入的部分要逐步降至3%。

从上述新方案规定可以看出以下几点：规定了企业总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这有利于减轻国有老牌企业的负担，为消除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不公平现象提供了依据；在企业和个人承担的份额中，随着个人负担份额的逐年提高，企业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体现了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个人在筹资中的作用的精神。

2、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 由于我国原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职工医疗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有限的医疗资源又浪费惊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组织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两地先行进行了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4月开始，试点又逐步扩大到57个城市。这些试点均采用了建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其资金来源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两方面构成。

用人单位缴纳的比例，“两江”均规定改革之初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与离退休人员费用总额之和为基数，暂按10%提取。今后根据经济发展和实际医疗费用水平变化适时调整。职工个人缴纳的比例，改革起步时暂按本人年工资总额的1％缴纳，今后随经济发展和工资增加逐步提高。为不过多增加职工负担，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应在增加工资的基础上进行。

职工个人和用人单位按上述比例缴纳的医疗保险费要按一定比例分别进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和个人医疗帐户。镇江市职工医疗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规定个人医疗帐户中的基金来源于三个部分：一是职工个人按年工资总额的1％缴费部分，二是用人单位按职工个人年工资总额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要按不同比例（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计入个人医疗帐户；三是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其中一半划入个人医疗帐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费的其余部分及用人单位按退休人员个人年退休费用10％提取的医疗保险基金的另一半则进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集中调剂使用。九江市对个人医疗帐户及社会统筹基金的来源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证明，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很好地落实了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问题，所以它既可以满足生病职工的医疗需要，同时也可以避免药品浪费等问题，提高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

3．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比例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建立至今，发放了大量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并建立了一系列转业训练基地、生产自救基地，对解决我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企业要按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一l％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具体的缴费费率由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机构根据本地的失业状况确定；失业保险计划发生困难时，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职工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

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均不同于养老保险，它一般都是由政府和企业（雇主）负担，职工个人不交纳或只交纳名义上的失业保险费，但鉴于我国目前及今后的人口和就业压力，我国宜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筹措渠道，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失业保险基金，起步阶段职工个人所缴纳部分可以采取较低的比例，不致给职工个人造成负担。

综上所述，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中，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支撑、支持社会保障事业，企业和个人要按一定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这两条渠道，由三方共同负责。那么如何才能明确体现三方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保障三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除了加强各项社会保障的立法、执法、宣传工作力度之外，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进行统一管理，能从根本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统一纳入国家预算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并且已着手在养老、医疗等项目上实施或试点，但现在纳入国家预算的仅仅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保障项目，如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军人抚恤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并且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经费虽然包括在预算内，但与行政事业单位的经常性支出混淆不清。至于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包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目前都由其主管部门管理，这部分社会保障基金目前还属于预算外资金范畴。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金管理的混乱，致使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以及管理请水平偏高，结余投资运营混乱，流失、挪用、浪费现象时有发生。据调查，陕西省5年内共动用了养老保险基金2．5亿元。因此，为了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各方筹集的社会保障基金能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必须尽快改变目前预算内、外分散管理的格局，将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

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就必须单独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为此，首先要将现行的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改为由政府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组成的三式预算，并重新划分收支。将社会保障方面的收支全部纳人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也包括目前尚未纳人、属预算外资金的部分社会保障收支。社会保障预算和政府其他预算之间必须保持相互独立，特别要注是不得将社会保障收人用于弥补政府公共预算赤字或挪作其他用途。关于这一点是许多国家在实施社会保障预算实践中得出的普遍经验。

其次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收人的来源。社会保障预算的收人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国家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征收的社会作障税，目前我国是按照这一原则征收各类社会保险费；二是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还有社会保障基金积累部分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税由财税机关会同劳动保险业务部门根据社会保障工作需要和可能共同制定其税率、征收范围，分别由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政府社会保障拨款即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支出可直接从政府公共预算划转；投资收益是政府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余额用于投资所获收益。

同时还要确定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项目。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拨付给劳动保险部门建立各项社会保障基金，具体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基金支出，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以及社会福利基金支出，社会救济支出等项目。各项基金的金额。应由财政部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安排。

最后是关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平衡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必须保持收支平衡。社会保障预算不同于政府其他预算，一般不得发生赤字。若发生赤字，应提高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或重新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范围和标准，或者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拨款，以保证预算的平衡。而社会保障盈余应开展运营，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以及银行储蓄，也可用于政府担保的投资项目，以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

将全部社会保障资金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有利于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但也还必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必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作为准绳；要协调、规范社会保障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改缴纳各类社会保障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关于以社会保障税取代目前的规费形式已有许多文章述及，这里不再赘述。社会保障基金统筹层次过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按统一的税率征税，统一各地基本保障水平，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二是各地经济及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程度。目前国家已决定统一全国基本养老金收缴比例，这对于解决统筹层次过低问题是一大突破。相信随着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上述一系列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规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渠道将逐步确立。

综上所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将按照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主要依靠两条渠道：一条是社会保障税收人，它来自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一条是国家财政的转移性支出，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性税收收入。其中，社会保障税将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资的主渠道，而财政则构成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坚强后盾。上述两条筹资渠道均应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

Ⅶ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突出问题（1）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2）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按照目标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要实现省级统筹，但从目前情况看除福建、陕西等少数省（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外，其余地区大都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低，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3）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民政、卫生、社会保障部门之间政策分割、部门利益分割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4）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帐”问题严重。例如，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的一本账管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退休人员逐年上升，导致社会统筹收不抵支，迫不得已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严重。

Ⅷ 第19题.我国保险基金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当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主要面临以下四方面的突出问题（1）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难以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五大社会保险中，覆盖面最大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参加该制度的在职职工加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还不到2亿人，相对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总数来说，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2）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按照目标要求社会保障基金要实现省级统筹，但从目前情况看除福建、陕西等少数省（市）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外，其余地区大都以市县级统筹为主。统筹层次低，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弱、基金调剂功能弱。（3）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基本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民政、卫生、社会保障部门之间政策分割、部门利益分割的矛盾和问题，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战。（4）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帐”问题严重。例如，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的一本账管理。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退休人员逐年上升，导致社会统筹收不抵支，迫不得已占用个人账户基金，使得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严重

Ⅸ 社会保险基金的模式评析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实施部分积累制, 即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综合。按照有关规定, 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是由地方税务部门或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采用社会保险费的形式进行筹集的, 这对不同的征收形式下筹集基金时以不同的账户设置及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主要包括收入户和财政专户两个账户, 前者由经办机构管理, 后者由地方财政部门管理。实行经办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 经办机构开设收入户暂存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收入及由此形成的利息收入等, 并定期或定额转入财政专户; 实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地区, 不设收入户, 缴费收入直接存入财政专户。就筹资而言, 财政专户的主要用途是接受税务机关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社会保险费收入和接受财政部门拨付的财政补贴收入。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已经实施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 社会统筹实行现收现付制, 用于支付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的退休金, 但由于该部分人没有个人积累, 所以社会统筹资金在弥补这一部分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这部分缺口也越来越大, 社会统筹资金收不抵支, 侵占了个人账户的资金, 使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从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首先, 由于制度规定以社会保险费的形式征收, 拖欠, 拒缴现象严重。据有关资料反映, 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企业, 有30%左右的工资总额未记在应缴的基数内。截止1999 年底, 企业累计欠缴的养老保险费383 亿元, 欠缴100 万元以上的右5000 家, 欠缴1000 万元以上的有154 家, 最多的欠缴1 亿元。这些违规行为导致养老保险费实际缴费率不断下降, 1992 年全国养老保险费收缴率96. 3%, 1993年降为93. 3%, 1994年降为92. 4%, 1998年降为90. 24%, 征缴率偏低。企业虚报工资, 造成工资的计征标准偏低。参保对象为国有企业和少数民企, 造成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偏窄, 难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分散风险。
其次, 融资渠道单一, 单纯依靠社会统筹基金解决问题力量有限, 缴费比率偏高, 企业拖欠, 拒缴现象更加严重, 一部分收入有限的职工(民工)或者转移工作地点的职工(民工)退保现象比较严重,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额与预期目标存在收缴缺口, 直接威胁到制度的安全与稳定。同时,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基金的支付逐年增加, 也导致费率越来越高, 这样会直接导致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费率上升引起逆选择现象, 覆盖面更窄, 收缴率更低, 收支缺口更大, 结果再一次提高费率, 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 费率上升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 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力, 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最后, 因征收程序有待完善, 管理缺乏效率, 基金收缴困难, 征收效率低。同时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不完备、激励机制缺位等原因, 会存在主观上的漏收, 少收现象。 第一, 采用社会保险税代替社会保险费的形式, 并将征缴职能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转移至税务机关, 我国大约有3 /2 的地区已经在执行税务机关代征这一职能。这样, 不仅减少征缴及管理成本, 而且税务部门对企业有更多的信息优势, 权威性强, 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基金在流通中的滞留时间。
第二, 对于历史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来消化转制成本, 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项资金, 逐步消化每年应该承担的转制成本数额。偿付的手段有很多, 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 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 还可以二者并用。
第三, 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 加强工作责任。在采用社会保险税征缴以后,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是搞好筹资中的管理性工作, 包括合理审核企业的工资总额, 及时传递正确的征缴单, 尽快核账, 尽快促使基金进入财政专户, 减少流通时间所导致的利息损失和流程滞留风险。
第四, 采用一定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提高筹资过程中经办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责任心, 杜绝具体经办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
第五, 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保证信息畅通, 及时准确的传递企业员工的真实信息和经营状况, 以较完备的信息约束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

Ⅹ 简述社会保障制度多种模式的特点

（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现有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文献，其研究角度各有侧重：

第一个角度，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是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在贫困型农村应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救济型社会保障体系，在温饱型农村应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富裕型农村应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依据不同的内容设计，在管理体制、实施的突破口、筹资模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分类实施。是在城镇建立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还是纳入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抑或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任保平、王艳，2003）

第二个角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分化和层化，制度设计因层化后对象的性质、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别。传统农民已经分化为传统的农民和产业工人，包括各个非农行业。而农民工又可以分为三大块：一部分是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工，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完全改变，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把他融人城市，纳入到市民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部分就是农闲时候出来打工的季节工。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相对于已经城市化的人来讲就完全不一样。第三部分是占农民工大多数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常年流动性地在外务工，其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与前二者有所不同（郑功成，20阻）。而在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现阶段农村人口中不同人群对社会保障的不同需求，考虑农村人口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一部分农村人口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非农化（应该设计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通道），一部分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 （其主要依赖土地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仍然有待于提高），还有一部分最为贫困的农村人口（他们最为需要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樊小钢，2004）

第三个角度，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也不应照搬西方模式，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村家庭保障为主线，以家族成员互助为补充，把政府、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杨复兴、赵万水，2004）

三、社会保障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第一种观点，社会保障税制改革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难点。社会保障税的作用在于它是社会保障大厦的支柱；实行税制的实质在于促进福利型社会保障向真正社会保险模式转轨；社会保障税率同社会保障筹资模式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全面开征、合理开征、鼓励开征和保证开征（Z口大松，1997）。这样可以真正体现基础养老金的公平原则，有利于解决当前基本养老金的支付危机问题，有利于构建统一、规范、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龚秀全、黄胜开，2002）。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原因是：第一，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的私有性相冲突。第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第三，与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难以衔接，操作上难以运行（汪泽英，2002）。另外，以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李绍光，2002）。

第三种观点，社会保障费改税应当缓行。理由是费改税的目标模糊、制约因素较多、存在较多技术障碍、预期效果尚不确定、与国际上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趋势不吻合（郑功成，2000）。类似的还有认为，由于我国财税制度实行的是分税制，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必须考虑事权与财权的匹配问题，这样可能性只有两个，其一是建立起来的养老保险计划只能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需要面临很大的财务风险，其二是仍旧存在许多遗留问题的全国性养老保险计划。因此，建立政府我国尚不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条件（邓子基，2002）。

第四种观点，采取一种非指定税或准指定税的变通方式。这种观点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难以避免我国以前所采用的现收现付式的融资方式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同时也无法保证能确定一个最优税率。而采用变通方式进行融资，即在总财政收入中按照一定的款项，定期划拨进入养老保险专项基金中，这样既可以减少现收现付制对总储蓄的一部分挤出效应，而且也不妨碍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开征社会保障税。采取这种方法是与我国养老保险改革以及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现状相吻合的（成志刚，2002）。

第五种观点，未来我国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应当是复合式的，收费与收税并非是有你没我、互相取代的关系，没有哪一种筹资方式能够独立满足社会保障巨大的资金需求收费抑或收税与社会保障的模式和项目选择有关。税费各自有其存在的依据，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收费只能是对收税的补充（王怡、刘晶，2004）。

四、基金运营模式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措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化，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蔡兴杨，1997）。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投资仍是银行存款、国债和社保定向债券，一小部分投资于企业债券、股市及其他证券市场。在保证了安全性的同时，保值增值成了社保基金管理的面对的难点和挑战，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模式也一直是热点问题之一，涉及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运营多元化、市场化、管理模式、余融工具选择等多方面问题。几个典型的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养老基金应成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规模较大，投资趋于长期化，在使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时能起到稳定股市的作用。不过养老基金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能够承担一定风险的资本规模；二是要以较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基础；三是要有专业的基金托管机构；四是养老基金应采取指数化投资政策（程宏业，2001）。

第二种观点，社会保障基金应投资于开放式基金。这种观点认为，第一，开放式基金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品种。作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工具，它既不能保证投资人一定盈利，也不能保证最低收益，从国外成熟的社会保障基金运作来看，投资于开放式基金的做法较为普遍。第二，在进行投资时，需要注意要控制额度，避免发生流动性风险，造成支付困难。第三，由于开放式基金的价格风险，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开放式基金应坚持长期投资的原则，选择收益性基金进行投资（张书源、杜爱平，2001）。

第三种观点，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是最终选择，但条件尚不成熟。这种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一个完全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必须成为资本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才能使其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一个稳定和繁荣的资本市场才能使养老金储蓄能够通过这条渠道转化为高效率的投资，并且分享投资的收益进而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但是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高风险状态，同时也由于没有一个完全积累的养老金基金合法而且无虑地进入资本市场，从而使它在理论上的作用也无从发挥。如果基金积累制在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中能够继续走下去并且成为一个长期性主要目标的话，那么养老金计划进入资本市场就会是一个迟早都要做出的选择。但基金适合在资本市场中运作的制度体系尚未定型，组织结构尚未形成，运行规则尚不明确（李绍光，2002）。具体到社保基金进入股市的探讨，类似的观点还有，现收现付性质的社保基金不宜匆忙进入股市，因为无论从资本市场还是从社保基金的制度条件上看，社保基金进入股市都不成熟（郑秉文，2003）。

第四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社保制度的基本特征、目标取向、资金管理和资本市场的现状，我国社会基金应划分为三个性质不同的基金，即储备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账户基金（个人账户积累）和统筹基金（社会统筹部分积累）。并成立三个独立的事业法人对其进行投资和管理。对于储备基金，应完全脱离国内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市场；账户基金由中央政府管理和投资；统筹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和投资管理（郑秉文，2004）。

第五种观点，社会保险基金应选择货币市场作为流动性管理的主要场所。认为社保基金进入货币市场可以增加货币市场的资金供给，活跃货币市场的交易；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促进货币市场的竞争，推动金融工具的创新，进而提高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和运行效率。社保基金的进入还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社保基金对安全性的特殊要求需要货币市场有良好的秩序和较高的效率，客观上可以推动监管当局提高监管水平。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对社保基金产生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是有区别的。货币市场和社保基金的互动对一国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杨波，2005）。

五、管理模式——政府作用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突出特征就在于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运转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在社会保障管理模式不同，直接决定并体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类型。自社会保障改革开始后，管理模式经历了企业分散管理——政府分散管理——政府集中管理这样的过程。在改革初期，关于管理模式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国家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统一或分块负责的角度。比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管理方式越来越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由现行的多部门管理转变为由一个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田家官，1997）。坚决扭转“五龙治水”条块分割的局面，实行统一管理。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实行政事分离、政经分开、行政管理和监督分开，政府管理部门不管经营只管政策和监督检查（冯兰瑞，1994、1996）。关于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中具体充当什么角色，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自治管理。认为我国应建立集散结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实行自治管理，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保险机构的最高领导权属于代表大会，雇主和雇员各占一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是集散结合的管理模式根据各项社会保险管理要求上的差异，把共性较强的那部分项目集中起来，实行统一管理，而把特殊性较突出的若干项目单列，由相关部门进行分散管理。这种管理模式积极推行一体化的保障制度，在职责分明的原则上有利于建立起高效、精干的社会保障管理网络（孙久鹏，1996）。另外，基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项目的不同特点，管理模式应不尽相同。中国社会保险的管理模式应当由政府集权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化，成立政府、雇主代表、劳工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管理委员会（3+1模式），实行自治管理（郑功成，2004）。

第二种观点，主张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模式。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向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各种保障措施，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产品”性质，具有一定的财政特征。因此财政主导型应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马蔡琛，1999）。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应以政府主导、直接管理为宜。原因有二，其一从历史文化传统来看，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政府具有较高的权威力，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同度也较高，由政府来推行和发展社会保障阻力较少，效率较高；其二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政府规模比较庞大，由政府来负责社会保障制度具体实施，成本也较低。在短时期内为适应制度转轨的需要，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于预力度。同时，与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管理模式中市场发挥的是补充作用（宋文斌、张强，2004）。这一观点为目前的主流观点。

第三种观点，混合型管理模式。认为，我国政府应对公共社会保障计划承担全面的直接管理的责任，而对基金制的社会保障计划主要承担外部监管的责任，并对不同社会保障计划进行协调。政府的长期目标应是发展竞争性的社会保障基金，而近期政府应承担公共社会保障计划的主导责任，应通过立法来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面的责任，并建立有效科学可行的资金筹集制度（李绍光，2002）。

关于政府在社会保障作用国际上还有这样的模式，即主要通过市场来进行间接管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仪式，政府仅作为立法者与监督者。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践中少有类似观点。

六、综合评价

事实上，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到今天，制度框架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但我国社会保障领域中仍存在大量理论问题有待研究和探讨，实践上城镇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也有大量有待建设和完善之处。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仍在争论中尚未确定。总结文献可以发现，多数学者能够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规律和趋势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以下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框架选择和具体模式选择的文献非常众多。但另一方向也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偏重于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忽视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跨学科研究（丁建定，2003）。社会保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尤其是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问题，更受到多种因素（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大部分文献在研究社保模式选择问题上学科角度较单一。

第二，研究解决实务性问题较多，基础性和理论性问题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建制理念的研究更少。比如，偏重于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构成与基金运营的研究，忽视社会保障中责权关系的研究（丁建定，2003）。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常常会摇摆不定，有时不免会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盲目现象。

第三，“就事论事”（单独研究模式）的单一性研究较多，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较少。比如，关于基金筹集模式，许多文献探讨费应该改税的原因和必要性，但较少有关于我国当前情况下费改税的制约因素、可行性以及如何保证效果等方面的分析。

第四，注重必要性研究和分析，忽视充分性和可行性论证，理论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分析不够。往往不能充分论证所述观点或对辩驳相反观点，可谓是形成了“百家”而不能形成“争鸣”的局面。

第五，在介绍国际经验（如基金运营模式、管理模式、筹集模式等方面）的基础上，注重静态研究，忽视动态研究（如制度、模式演进规律及影响因素等）；注重在国外普遍性和有效性，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国外与国内在制度基础、背景等方面的差别。另外，重视对当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现状的研究，忽视对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演进的研究。

结合国际关于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主题，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的研究应当侧重以下几个主题方向：第一，我国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的有效性分析；第二，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趋势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的影响分析；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与劳动力市场 （城乡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的关系问题。